梁文道：中國已成索多瑪

歡迎來到索多瑪。且讓我為你介紹這座城市裏所剩不多的善人。

例如許志永，香港中學生鄭詠欣最近才在報刊上為他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用法理來說服我」，有情有理，令人慨歎，是一時焦點。在我看來，這封信最令人神傷的，是鄭小姐記述許志永被捕幾個月前還親口對她解釋別看截訪的公安很野蠻，而要注意事情好轉的那一面；他說：「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你知道，每次在香港和臺灣向別人介紹今天大陸的情況，都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太過曖昧，取態太過溫和。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頭兇猛的巨獸，獨裁專制，噬人無算，而且絕無任何溫和漸變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而且「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我的朋友許知遠也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我們這一代》，他說許志永兩年前曾經意氣風發地對他表示「2008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變革機會。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刻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這番話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我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也曾對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之後的中國充滿信心。每當外國記者找我談論中國的黑暗角落，我都會在最後提醒他們，永遠要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就如我曾提醒你一樣。

而那光明的一面，就包括許志永和他公盟裏的同伴，以及正在崛起的維權律師群體，與其他無數想做好事的熱心人。這個國家腐敗，這個社會冷漠，整個局面似乎就維繫在一個十三億人關於某則謊言的默契之上。儘管如此，卻竟然還有這麼多人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去替陌生人的子女奔走，如譚作人；竟還有這麼多人願意犧牲自己本來可以享受的生活，去替苦難無告的同胞叩門，如許志永。我甚至樂觀到把政府也算進這光明的一面，因為至少他們曾經容許這種昏沉裏的光芒搖曳。也許他們明白，連他們自己人都紛紛捲款而去，用腳對這裏投下不信任票的時候，好人的存在有多麼重要。天不喪予，如果你還能在索多瑪找到一個好人的話。

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面，自由自在地上學成長；卻讓我們的孩子背負債務來接受可笑的「教育」。他們將自己的家人搬到北美和歐洲，享受乾淨的流水和清新的空氣；卻留給我們一片受傷並且中毒的土地。這個國家腐敗如此，這個社會已然冷漠若斯。現在他們居然還要扼殺好人，並且恐嚇其他人打消當好人的念頭？沒錯。所以當你在公車上被人打劫，高聲求救，卻發現滿車沒有一個人會伸出援手，甚至還別過頭去的時候；不要訝異，因為我們鼓勵這樣的風氣。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當好人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儘量不要自發。等到他們「動員」你了，你再調動自己的善念不遲，就像一個演員調動情緒來刺激淚腺一樣。在這裏，好人最好都是配合政府登場的演員，善意是種需要學習的演技；善惡的標準不來自頭頂的星空，也不來自內心永恆的道德律，而在「感動中國」所界定的範圍。

你千萬要小心，知道有人淩辱女子，可不能隨便告發，因為你不知道那個強姦犯是誰；但如果聽說一場運動會要召募志願者了，那你得踴躍報名，不落人後。

忘記許志永吧，忘記那些你心目的「好人」，不要用你高高在上的標準來看待我們，對我們指手劃腳。因為我們中國有自己的模式和道德尺度。

對了，聽說過北京南站附近的「聚源賓館」嗎？裏頭監禁了許多被攔截下來的上訪者，就是許志永會幫助的那種人。他們居住的條件很惡劣，看守他們的人也很兇暴，偶而還會強姦其中弱女。但許志永明明知道這種情況，卻還要對香港來的女學生說「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這只是因為他太善良了。

如今，好人譚作人和許志永終於消失了，剩下那批上訪者還在「聚源賓館」裏面呼救呻吟。半夜，他們唱歌，希望引起外頭的路人注意。據說他們唱的是《國際歌》，而中南海就在五公里之外；據說他們唱的是《東方紅》，而毛澤東紀念堂就在五公里之內。歌聲由激憤漸轉悽楚，終於泣不成聲；而街燈，兀自孤冷地亮著。

我不知道你回去之後會如何報告，你明白，中國人是不信邪的。我也早就背棄了你和你所代表的一切。如今，我將留在這裏等待利維坦卷起的巨浪迎岸而來。

我另一個朋友，臺灣評論家楊照，曾經在《十年後的臺灣》裏寫下這麼一段我屢次引述的話：

「我還記得，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體制像隻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這隻怪獸想：不會再有人敢違逆我意志了吧。

不，新一代的人又將站在怪獸面前，即使明知將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即使內心害怕得渾身發抖，也還是得挺身站在那裡。因為，讓怪獸吞噬，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夠証明我們自主意志尚存的動作，不能放棄」。

他接著說：「我從來不曾自認是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面前，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統監視、追捕、入獄」。

我知道自己不是善人，但我寄望自己能夠通過那未來的試煉，證明自己。索多瑪，一座惡貫滿盈的城市，它的善人皆以其自身的消亡來證明這裏仍有善人。

Italo Calvino : 黑羊

Italo Calvino 的短篇小说《黑羊》，就像 George Orwell 的《1984》一样，它们都不是为中国而作，但都无意中符合了当下的中国。这只是巧合？不，不，这说明了制度上的恶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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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那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地定居。到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地出门，却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做地过日子，可他没理由妨碍别人做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任何东西可吃。但这不能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问题是他的行为使其他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却不从别人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人家就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更糟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互相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唯一诚实的只有开头的那个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饿死的。

直言：邓小平和赵紫阳在“六四悲剧”中的政治责任

与惯常见到的民间对 赵紫阳 几乎一面倒的支持不同，这篇文章的作者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其所下的结论暂且搁置不论，不过他所谈到的不该在非常时期把党内分裂暴露给广场上的学生，这一点确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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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是一点个人思考，可能有很多不认同。但希望博讯能容忍这种中国大陆不能发的文章。
(博讯 boxun.com)
直言

1989年由学生运动引发的大规模街头抗争和六四悲剧的发生到今年已是二十周年。跟往年一样，临近六四前夕，各方人士又从不同的角度开始讨论二十年前那场街头抗争的意义和缺失。但是，跟往年一样，绝大部份的文章仍然集中在政府开枪镇压是否有法律依据和广场上的学生是否具有理性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在笔者看来，这纯粹是两个无意义的命题。事发二十年后还集中在这两个幼稚的问题上，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毫无意义。

从对政府一方的评判看，到了六四前夕，军事戒严的命令在颁布两个星期后无法执行，中央政府的公权力已经处于一种危机之中。当时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不知所措而处于一种对中央政府的观望状态。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果断措施而强行恢复秩序，中国政府将会因社会失控而崩溃，全国将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所以，中国政府在六月四日所采取的行动是任何一个不愿意自我崩溃的政府都会采取的。开枪本来就是军事戒严的应有之义，世界各国都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六四是否应该开枪是没有意义的。

从学生一方来看，所有批评广场上的学生缺乏理性，学生领袖无法控制普通学生的说法也是毫无意义。发生在1989年的街头抗争运动从割据天安门广场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突破了现有法律的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本质上是受口号和激情驱驰，而不是听从于理性的意见。无论是谁发动的群众运动都具有失控的特点。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提供很好的例证。由于群众运动本身具有的非理性特点，讨论学生有没有理性，学生领袖有没有权威也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宏观发展视野看，讨论这场二十年前悲剧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一场学生的街头示威游行最后会酿成流血悲剧？为什么中国政府会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场悲剧中，谁应该负政治上的责任？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在将来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二十年前的悲剧，有两个人应该对这场悲剧负主要责任。这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前者优柔寡断，坐失迅速控制事态的时机。后者个人利益熏心，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力量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前者是一个对事态的判断问题，后者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

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应该是有政治经验的。从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看，邓小平还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但是，邓小平对改革十年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却认识不清，而对如何对应改革带来的社会冲突并无细致的想法和措施。用军队来解决社会动荡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在此之前，邓小平在谈到所谓自由化问题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中国共产党还有几百万军队，也不止一次地谈到军事戒严。这反映出邓小平在治国上的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过于轻率和粗疏。国家机器对社会的统治主要不是靠军队，而是靠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执法机构。

邓小平的这个思路反映出他本人对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比他同时代的领导人如陈云等要差很多。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国家来看，军队镇压从来不是共产党压制反对意见的特长。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极少运用军警力量镇压民众，而军警镇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倒是家常便饭。从社会结构上看，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主要是靠组织控制和舆论宣传。从1949年到1979年，除了文革末期因党组织涣散在1976年发生天安门事件外，中国在几十年间极少发生用军警进行社会镇压的事件。

也许是邓小平自恃有军队可以进行镇压的思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曾多次谈到军事戒严可以解决问题，但却很少从组织上和政府职能上去建立防止社会冲突的有效机制。当学生在1989年四月下旬走上街头抗争后，邓小平实际上一直在观望和军事戒严之间徘徊，而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结果坐失了不流血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机会。如果邓小平在学生冲击中南海或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二十四小时内通过北京市的军警力量采取果断的强硬措施，后来也就不会发生开枪和流血事件。结果，邓小平的优柔寡断和观望心态导致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发展到不可和平解决的地步。当邓小平5月17日在家里跟其他元老一起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时，在时间上已经太晚了，民众的燎原之火已经是发展到不开枪就不能平息的程度。

如果说邓小平在1989年表现出来的是判断失误和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机，那么赵紫阳则是有意利用学生运动来保住自己在共产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一开始就把自己权力地位的得失看得比学生运动本身的诉求和这场运动的结果更重要。1989年中国政府和学生的对峙在很多国家都有类似情况发生，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降低双方对峙的敌意，如何平和地解决问题。但是赵紫阳却有意把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和党内斗争搅和在一起，故意把他在党内和其他人的矛盾公开化。结果从五月中旬起，广场上的学生和中共党内的总书记成了一条战线。而赵紫阳的一些智囊们也纷纷介入其中。学生们天真地以为有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的支持，广场运动将会改写中国历史，而没有意识到赵紫阳已经把学生们绑上了党内斗争的战车。

有人说，赵紫阳在1989年是为了保护学生而不惜辞掉总书记的职务，怎么谈得上是要利用学生来保自己的乌纱帽呢？这不是对赵紫阳的污蔑吗？当然，如果只看赵紫阳本人和他的智囊们的说辞，这种说法似乎是有理。可惜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推敲。

到了1989年5月中旬，怎样才算是保护学生？当时的危险形势连柴玲这么年轻的学生都知道，在广场呆下去的结果一定是流血。赵紫阳作为一个在共产党内工作了几十年的政治家，在广东土改中杀了不少人的革命家，不可能不知道学生在广场继续割据下去的危险后果。如果真正为了保护学生的年轻生命，所能做的就是让学生撤离广场。但是，赵紫阳五月中旬在公众面前表露出来的信息则完全是在鼓励学生继续割据广场。这个鼓励就是有意地把中共党内的分歧和斗争暴露在公众面前。在一场群众和政府的对峙中，政府的任何分裂都将起到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无论是赵紫阳在跟戈尔巴乔夫讲话时有意透露中国的大政方针是由邓小平负责，还是他本人在广场上有意表露出同情学生但又无能为力的样子，在客观上都起着鼓励学生继续留在广场的作用。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明白，当年青单纯的学生们看到同情学生运动的总书记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还不会热血沸腾地留在广场斗争吗？从事了几十年政治斗争的赵紫阳难道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在赵紫阳心中，北京的街头抗争运动已经成了他保住权力的最后一个力量。赵紫阳自己很清楚，无论他辞职还是不辞职，只要学生坚守在广场而政府退让，他都将成为中共党内真正的权力中心。赵紫阳把他的政治赌博押到了学生身上。

二十年后当我们再来看中国政府对街头抗争运动的处理方式，邓小平对共产党转型为执政党后，如何运用现代国家机器处理社会冲突和街头抗争缺乏经验。邓小平在关键的时刻举棋不定，坐失解决问题的机会。而赵紫阳把个人权力和党内斗争中的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和学生生命之上更是最大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邓赵二人对1989年的流血事件都负有政治责任。

我的老师殷海光——专访台大哲学系教授王晓波

文/郭宇宽

王晓波教授被视为殷海光的关门弟子，和最亲近的人之一。他治学的方向是中国传统哲学史和台湾史。研究所毕业后留校台大哲学系任教，同是他也是党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1973年台大迫于国民党情治机关的压力，将其和其他几位哲学系教师解聘，直到1997年台大为没有坚守学术自由，公开道歉，“台大哲学系事件”载入校史。

今年王晓波先生就要从台大退休了，笔者在他凌乱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请他介绍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青年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

郭：你的老师殷海光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我喜欢那个说法，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殷海光，第一个是青年有些法西斯主义的殷海光；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第三个是思想还在进一步升华，可惜英年过世没有完成的殷海光。

郭：具体怎么讲？

王：很多人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青年从军，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对蒋总统非常崇拜，甚至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年闻一多在课堂上抨击蒋介石，他还组织一批同学，抨击闻一多。

他后来当《扫荡报》主笔，那是一个最坚决反共的报纸。后来当《中央日报》主笔，也是非常返共的。他才思敏捷但国学不是很好，据说他有个外号叫“别字主笔”。

郭：他从一个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人，开始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他告诉我他的第一次反省，是在徐蚌会战，你们大陆叫淮海战役吧，他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他发现宣传和真实的民心有很大的差别，人民中间确实有一种反蒋情绪。大概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反思蒋介石政府到底有什么不对，对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批评。我记得他后来跟我聊天时，常会有点发牢骚的说“老蒋他当年要是听我的就好了。”

郭：这说明他对蒋介石还有有很多期望的。

王：对，另外他的性格也不可能容于共产党。他当时是共产党宣布要通缉的“十大文化战犯”之一，好像头一号是陶西圣。所以他选择到台湾也体现他的政治倾向。

郭：他什么时候开始以一个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

王：这要从一个大的背景开始讲起，那一批外省知识分子随国名党败退到台湾以后，他们都有反省意识，官方的反省是说，国民党太仁慈，不够集权，所以坐视共产党坐大，而知识分子的反省主要有两种潮流。

一种是以胡适博士为代表，认为蒋介石不够民主，要进一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

另一种是以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认为蒋介石在和共产党对抗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坚持不够。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引进是搞红色西化，蒋介石学习英美是搞白色西化。

殷先生是属于胡适这一派的，那时候他已经是比较清晰的自由主义者了。

走向反对派

郭：他们开始办《自由中国》就是为了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吧？

王：主要是胡适这一派，胡适提出要创办一个刊物，在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划了，作为自由主义的阵地，雷震当时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他是当时国民大会秘书长，相当于你们大陆搞统战工作的，蒋介石很信任他，他又是胡适的粉丝。于是他牵头来办这个杂志，注册的是周刊，但大概资金问题，后来搞的是半月刊，恐怕你们不知道，一开始政府也是非常支持的，军队都订，一直发到连队。

当然张君励他们另一派就搞了《民主评论》，后来他们就是新儒家学派。

郭：政府支持的刊物，什么时候开始批判政府呢？最后怎么发展到政府打压呢？

王：《自由中国》一开始就保留对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态度，这些还都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容忍范围之内，所以一开始关系还是挺融洽的。但有有几个事件，是造成他们受到打击的关键，这是逐步来的。

第一个“革命军人是狗”事件，《自由中国》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自称是军人，但话语让人觉得有反讽的含义。说：军人必须服从领袖，就像狗忠诚于主人一样。

这本杂志在军队引起哗然，很多军人觉得受到了侮辱。

军队提出抗议，不过到也没有很严重的打击，不过从那以后军队就不再主动订阅自由中国了。

再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蒋介石在台湾总结他的军队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他觉得，共产党的军队是支部建在连上，军事指挥系统之外，还有一套独立的政工控制系统的制约，这是从苏俄体制里来的。而国民党没有，所以在战争中，国军很容易叛变。他痛定思痛，在台湾就开始建设军队政工系统，要建立一支“党军”，蒋经国就是政工干校第一任校长。这个在国民党内部就意见很大，军队里面以孙立人为代表很反对，他们是坚持军队国家化理念的，陈诚也很反对，他大概出于有和蒋经国争接班人的意思，他想抵消蒋经国的影响的意思。而《自由中国》是非常鲜明的反对军队政工系统的，这大概在蒋介石看了是介入了国民党的内部派系斗争。

再加上另一件事，就是他们以胡适带头，都反对花瓶党，要在台湾推动政党竞争，胡适提倡要有真正的反对党，他们提议要把国名党分成两个党，自由竞争。

这个更让蒋介石生气了，他觉得这是在分裂国民党，帮共产党的忙。

郭：这个时候殷海光是国民党的忠臣么？是出于第二种忠诚为了国民党好，还是就要挑战国民党？

王：他那时候已经比较清晰地不再支持国民党了，但那时虽然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政策，但和蒋介石并没有撕破脸。更鲜明地对抗，是当时国民党搞一个《出版法执行细则》，里面加强言论控制，对于发表通匪的言论，不仅处罚作者，还要处罚刊物。对此胡秋原，陈舍我这些人都反对，但自由中国反对的最激烈。每期殷海光就把这些条款挑处来，每期打上黑框印在杂志显要位置，表示抗议。

更公开和蒋介石个人撕破脸，是在蒋介石要连任第三任，当时以国大临时条款的，修改总统只能任两届的规定，主要理由是，为了要筹备反攻大陆，解放同胞。这次殷海光是直接和蒋介石个人碰撞，他连篇在《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谈反攻无望论。这时候蒋介石心里大概已经气得不得了了， 在台湾公开传播“朱毛**所热烈欢迎的”观点，他肯定想除之而后快。

更进一步的是，50年代台湾开始推进地方自治，地方县市长都是民主选举，他们这样一批外省籍知识分子，看国民党不开放，就去和地方民主力量联合，到各地方搞“地方自治座谈会”，和社会力量串联，是为组党作准备。

郭：他们这么给蒋介石找麻烦，蒋介石还没有下决心收拾他们？

王：他们越批评蒋介石，蒋介石还越那他们没把法，因为他面子上还要尊重言论自由么，最后查处《自由中国》，蒋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很长时间的情治人员都想找《自由中国》的把柄。我后来认识一个前警总的人，他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有一次汇报，情治机关一个官员拍蒋介石马屁，他知道蒋心里很讨厌《自由中国》一帮人，他就说：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雷震是匪谍，他们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资本论》之类的**书籍。蒋介石结果一拍桌子：胡说八道！他我还不知道么？他怎么可能是**？

后来到1960，“雷震案”爆发，雷震被捕，后来《自由中国》也被停刊。查实了一个人是“匪谍”，以“知匪不报，包庇匪谍”这个名义，把他们都给处分了。

于是殷先生只好回台大教书了，台大也还是给他很好的礼遇，有的人稍微受一些恐吓就缩起来了，殷先生毫不退缩，他骨气很硬，继续公开发文章为雷震辩护。

威武不能屈

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殷先生的？

王：我1963年到台大，他给大一教逻辑学，很多同学都非常崇拜他，我更是亲近他，我大一一念什么书也没好好读，就在台大图书馆里，把所有的一套《自由中国》看了个遍。

郭：学生为什么喜欢他？

王：一是因为他的思想。二是因为他非常爱护学生，对学生非常鼓励。

郭：有什么例子呢？

王：有一次我和他出去开会，回来我们打一辆车，那时候打出租车时很贵的，他在车上就对我讲“小波呀，你不要学我啊，你对时代的关切太深，不要到老还向我这样一点学术的建树都没有。”你想他这样一个成名成家的大学者，对一个学生这么谦虚，是何等的鼓励。

郭：你们的师生缘份有多久？

王：到大三的时候，那次新学期开学，我选课看到课表上还印了殷先生的名字，但教务处的人说他的课已经不能选了，他不能来上课了。但我们一帮同学都很抱不平，我经常去殷先生家看他，请教问题，他家门口常常停着警察的车子，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常常对警察怒目而视。

郭：他为什么被不允许上课？是因为他有反政府言论么？

王：那倒不是，台大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传统的，大家对讲真话的人都比较尊重和保护，而且后来殷先生自己跟我说，在台大课堂上我还用得着骂政府么？台大学生这么聪明，我一个眼神，他们都知道我什么意思。但殷先生这个人意志非常顽强，受到压力，也一点不改初衷，我后来知道，政府曾提出给他安排一个教育部待遇不错，不用做什么事的闲差，只要他少发些言，但是他拒绝了，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于是就被停课了。

郭：到底是什么理由，使政府下狠心要停他的课呢？

王：他有个朋友胡学古带来一个军人去见他，那个军人说能搞到枪，这也可能是国民党有意设计的圈套，说准备刺杀蒋介石。后来他们策划的时候败露，被抓住了，在警总交待，说他们说到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时候，殷先生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支持。于是殷先生被牵连在此案中，当局就下决心把他停课，并且监视了。这是胡学古后来出狱以后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但我相信以殷先生的性格，不会支持刺杀蒋介石的，他大概是做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被他们误解了。

郭：他被停职以后生活是不是变得落魄，生活怎么办？

王：生活倒还没有问题，台大给他的工资还是照发。但是殷先生是那种很有贵族气的人，花销还是蛮大的，你知道他对吃很讲究，所以师母烧一手好菜。那时候不讲知识产权，台湾把很多美国书都盗版，很便宜，但他买书从来不买盗版书，专门到美国订购正版；他从来不坐公共汽车，他说跟别人挤，有失斯文。

而且殷先生不会骑自行车，他爱吃卤牛舌头，记得那时候，我常骑脚踏车帮他去买卤牛舌头。

他主要的苦恼是，国民党控制他，他受邀出国也不给他办护照，哈耶克来台湾也不让他见。

郭：你说他思想的第三阶段升华就在这个时候么？

王：对，他那时不自由，开始写《中国文化的展望》，你知道殷先生国学基础不是很好，他为了写作，找来一些古典思想家的书来看，我记得当他看到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激动得跟我说，讲得真是好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当他读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说，哇，这就是中国的存在主义。

他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是一个站的更高的自由主义者。记得有一次，我看他，他在看美国的《生活杂志》，在讲越战，里面有一个照片，一个越南青年，手被美国兵反绑着，但昂着头，很骄傲的样子，殷先生说“这是用道德对抗武器”。

他的后期思想应该是比较倾向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比较提倡社会福利保障的。

郭：我看你研究的领域，比如法家，好像和殷先生的领域有很大差距，你为什么没有继承他学术上的衣钵？

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殷先生，我当兵回来，准备上研究所，我去问殷先生，我说我想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殷先生很支持，他说，这方面我教不了你，我介绍你去徐观复那里，你去和他学习。

你要知道，徐先生和殷先生是两派论战的代表人物，最针锋相对的论敌。而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寄以很高的期望，而且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他能把我介绍给他的论敌，说你要研究传统文化，就要跟徐观复学。殷先生的胸怀和风范真是君子。

郭：他这样的人，这么可惜这么早就走了，你觉得他得癌症是不是和国民党迫害有关？他最后是不是心情很压抑？

王：他一直是很坚强的，一直都在研究思考写作，陈鼓应说他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当然都说殷先生就是给国民党害死的，要是不罢他的课，他心情好就不会得癌了，他们也百口莫辩，殷先生从来不喝酒，不抽烟，就是爱喝咖啡。但是癌症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这么多人都得，有的也很奇怪。

因为他只是停课，还是台大的教师，所以他住的是台大医院，他住院期间，都是我们这些台大的同学来24小时轮班照看他。最后那一晚，是我在值班，我看见他睡着了，胸口起伏突然不动了，我赶快叫医生，他已经去世了，最后非常平静。

他去世以后，台大出面张罗他的后事，为了照顾他的夫人，专门给她安排一份资料室的工作，这些国民党都没有干预。我记得我们去中央日报给殷先生发卜告，接待我们的人说殷先生曾经在中央日报工作过，所以只收半价。台湾还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社会，包括国民党，也对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了最基本的尊重。

那一年殷先生正好49岁，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也投身党外运动，我想是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现在我都马上要退休了，我总记得殷先生跟我讲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

夏业良：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北京大学 夏业良 教授 发表在他的 BLOG 上的，原文已经删除。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趙紫陽回憶錄面世

六四前夕英文版率先發售　趙紫陽口述痛史
「我拒絕做一個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2009年05月15日

[香港蘋果日報訊]「 6月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裏乘凉，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六四事件 20周年前夕，以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長達 30小時口述錄音整理而成的回憶錄終於面世，親口訴說他無法阻止六四鎮壓的哀傷：「無論如何，我都拒絕做一個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一番真情的告白，讓世人看到這位中共改革派領袖的道德勇氣和良心。

北京 1989年 4月爆發學潮，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平息事件，但未能得到垂簾聽政的中共元老鄧小平及時任總理李鵬等人的支持。 5月 19日清晨，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自此退出公開場合，其後被革職、軟禁，直至 2005年 1月病逝。



質疑中共高層決策

趙紫陽被軟禁近 16年，並未放棄對六四事件的反思及對中國政治、前途的思考，更在三位友人幫助下，自 1992年開始口述有關思想，用錄音方式記錄下來。錄音帶一共有 38盒，直至近期才被帶出境，節錄成書，中文版書名為《改革歷程》，預定本月在香港出版。

趙紫陽回憶錄的英文版已率先發售，書名為《 PRISONER OF THE STATE》（《國家囚徒》），由趙紫陽前秘書鮑彤的兒子鮑樸及妻子繙譯，共分六章，分別談及六四大屠殺、軟禁生涯、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路和政治改革、中共政治局的鬥爭及自己被迫下台的過程。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昨日接受本報電話查詢時表示，知道有這批錄音帶，但不知道出書的情況，不過，相信出書是合法的。

趙紫陽的回憶錄用了相當多的篇幅說明中共高層針對 89民運的決策，並提出三項質疑：第一，經過多年審查後，還有甚麼材料可說明當年的學潮是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甚麼材料？」學生未利用最容易煽動群眾的物價問題，可見他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因支持改革而未加以利用。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

提到與鄧小平分歧

趙紫陽始終認為，學潮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早在 1989年 6月，中共舉行十三屆四中全會討論李鵬提出將趙紫陽革職的建議，趙在會上發言時就強調：「學生提出了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拒絕。」 1997年 9月，趙紫陽又寫信給中共十五大主席團和代表，要求平反六四。他強調：「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掉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晚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

在回憶錄中，趙紫陽也未迴避與鄧小平等人的政治分歧：「鄧小平堅持專政的好處，說民主只是空話。」

1987 年初，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被指摘反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中共元老及極左勢力掀起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頂住壓力，不搞運動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而且盡量避免或減少傷害人。他說：「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對於中國改革的前路，趙紫陽甚為推崇西方的議會民主。他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趙紫陽認為，中國如果要實施議會民主，需要取得兩個突破，一是同意中共之外的其他政黨的發展和新聞自由，二是實現黨內民主，包括接受民主選舉及用民主的方式改造自己。

五四精神今安在

文/于泽远
原文出自《联合早报》

90年前的5月4日，当北京大学等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前时，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

90年岁月沧桑。当年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的热血青年早已作古，但他们不畏当局镇压的勇敢身影和呼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自由精神，铸就了一座后人至今难以超越的丰碑，成为中国民主、科学、进步和爱国的标志。

作为几代中国人最大的精神遗产，五四运动历经90年起伏跌宕仍青春不老。围绕五四运动所展开的政治宣传和学术争议也从未中断。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她在不同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洗礼？她在追名逐利、少谈国事的当代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从当年6月3日开始的全国性罢工、罢市运动。结果北洋军阀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满足学生部分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狭义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当时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直接行动”精神。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也强调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包括五四前兴起、后来继续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如今所谈的五四精神一般是指广义的五四运动。这一精神主要包括思想解放、民主科学和爱国图强。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对传统求解放。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大力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反对旧道德，反对文言文，主张向欧美学习，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学习。他们的鼓与呼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和舆论，迎来中国思想文化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

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图强的政治运动。但后来的人们提起五四，往往更多想到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说明民主与科学才是五四运动的精髓。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先驱不仅倡导民主制度、民主观念，也倡导人权、自由、法治和“创造精神”。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向社会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地按照外语发音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之后，以30年为界线，中国历史恰好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9年到1949年，在连绵战乱、政权几经更迭之后，中共成为中国的主宰；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 1978年底，在短短几年的社会稳定之后，中共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经信仰“德赛二先生”的五四青年毛泽东登上 “万寿无疆”的神坛；第三个时期从1979年到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话题。

1921年，在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中共，还通过发表文章，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解读成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将中共封为五四运动的正宗传人。五四运动因此变成中共诞生的摇篮。

作为一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青年，毛泽东对五四情有独钟。他不仅在中共影响力扩大后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还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革命的前途不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的毛泽东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再是“德先生”、“赛先生”。即使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革命热情也丝毫未减，直到文革中鼓动红卫兵象五四青年那样起来造反、“破四旧”，将五四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荡涤一空，把中国带到经济崩溃、文化灭绝的边缘。

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

1979年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推崇的革命不仅风光不再，甚至和民主、人权一起成为政治禁忌。官方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也从革命变成“爱国、进步”。1989年北京学运后，官方基本不再举行活动纪念五四。即使主流官方媒体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只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特性，呼吁当代青年要在中共领导下建设小康社会，很少再提五四时期学生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曾被中共颂扬的革命行动。

同时，官方通过保留和提升大学的行政级别，巩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官学一体”体制。这种给大学校长、管理人员以及一些教授“戴官帽”的做法在有效维护大学稳定的同时，也把大学变成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学术自由、追名逐利的官场。

今年4月25日，1960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校友任彦芳在纪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谈会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写的怀念北大、发扬五四精神的文集《梦萦未名湖》，上级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书也由5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原本以为审查过关了，但在付印前，北大出版社又接到中宣部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停印。于是，这本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文集还是胎死腹中。

任彦芳在座谈会上愤怒地说：“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任彦芳还质问：“五四运动90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4月25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事实上，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早已成为绝响。1949年后，官方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不仅在大学建立起完善的思想监督体系，而且用行政级别把大学本身也变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使大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种定位导致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一名大学校长不要说效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连“自由”这两个字都不敢轻易出口。

更让人沮丧的是，1949年以后连绵的政治运动、思想清洗，以及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造假，使中国知识界无论在传统国学还是现代西学，都再也产生不出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钱锺书那样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知识界难以继承五四启蒙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知识界、舆论以及官方对于五四精神的缺失和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与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相比，五四精神显得有些形而上，更象是书斋里的泛泛空谈。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流动空间让多数人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忙碌中既对官方的政治宣传不屑一顾，也与五四精神渐行渐远。

但正如毛泽东所说：“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不可能是公众永远追求的唯一价值。90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呼唤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公众长期遗忘。今天的中国当然不需要热血青年去“火烧赵家楼”，而应该全面深入地研究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化，创造出能为社会持续进步提供支撑的精神食粮。从这个意义上讲，勇于创新的五四精神更值得发扬光大。

《联合早报》